按照民政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包括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2018年全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结婚率为7.3‰，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

中国结婚率走低备受关注，不过，结婚率走低首先因为适婚人口降低，是一个自然现象。中国结婚率自2008年的8.27‰，逐年攀升至2013年的9.9‰高峰，此后结婚率演绎“五连降”，降至2018年的7.3‰。这与中国19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有关，人口出生大幅下降，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24岁~30岁之间，主要出生于1989年~1995年，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数较前几年有所减少。再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初婚年龄不断提升，30岁以上年龄段的结婚比重增长，就会在数据上表现为结婚率的逐步降低。

现在中国舆论在分析结婚率走低的时候，主要关注一线城市剩女现象以及存在于发达经济体的“低欲望社会”现象。这是一种片面的认知，中国还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才有的“低欲望社会”现象，毕竟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

中国结婚率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让城市和工厂吸收了大量外地年轻就业者，他们远离家乡，在城市从事服务业或者在工厂打工。他们不算是城市的新移民，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在广大的一二线城市定居，比如买房、组建家庭以及生育。由于他们流动性强，因此，人生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低收入与工作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很难在狭窄的朋友圈内产生婚恋并组建家庭。

大量农村或城镇年轻人在异乡城市就业，男性在积累一些收入后（往往以推迟结婚年龄为代价），可以返乡买房，并与本地女子结婚。但是，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女性很难有决心回乡结婚。这就造成了城市女性剩女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产群体”与“高知分子”中间，大部分是中低收入的打工者。

一个结构性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婚恋。即大量在城市打工的男性返乡后，会与本地男性产生婚恋对象的竞争。导致大部分地区的彩礼费用急速升高，这包括在当地购房以及现金。因此，这会导致农村、城镇以及县城等基层大量收入较低的男性短期内找不到结婚对象，推迟结婚年龄，压低了结婚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中低收入者因为没有能力在其工作的城市购买住房、也没有获得长期稳定工作的预期，导致了以一定物质为基础，以稳定收入为保障的婚恋很难拥有。再加上即使能够在城市租住，子女也难以获得教育服务，所以，进一步阻拦了婚恋，产生适婚人口的错配，女性更愿意留在城市，而男性为了组建家庭返乡。

事实上，即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留在一二线城市的异乡年轻人，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网络，两个人在婚恋时更强调“条件”，即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配对”，但是，随着房价越来越高，要想达到这些标准，可能要到40岁以后，因此，这部分人被迫选择了单身，而非发达国家所谓的“低欲望”。

当然，目前年轻人个性化越来越强，在婚恋方面有很多有别于传统观念的独立思考，也逐渐影响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但是，中国还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重视精神自由，婚恋的推迟主要与条件不允许有关。

影响婚恋的第一个问题是住房，组建家庭需要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才有安全感，但大部分在一二线城市打工的人都没有能力在居住地购买住房，这包括中低收入者以及相当一部分中产人群。

因此，政府应该实施“居者有其屋”的保障房计划，让年轻人在城市拥有居住稳定的安全感，降低居住成本；其次，应该提供失业保障与就业培训，消除暂时失业带来的不安全感。为年轻人结婚生育提供一个物质上和心理上的保障。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结婚率走低的现象，因为结婚率走低伴随生育率下降，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结婚率低产生“少子化”现象，会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竞争。这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及时的全面铺开，有效推动，让年轻人结得起婚，也敢结婚，生得起娃，也敢生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