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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丨促进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发布日期:2020/9/15 点击次数:2099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二季度经济增长3.2%,其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73.3%、156.7%、16.6%,投资、净出口分别向上拉动经济增长5个和0.5个百分点,消费向下拉动2.3个百分点。

2011年以来,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在今年中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消费仍需要继续发力,其或许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消费不振与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减少有关。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占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制造业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但服务业则受一些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居民风险意识影响,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尚需时日。

这意味着服务业受到冲击后,不仅影响到了服务业消费,也使得部分服务业岗位被裁减或一些从业人员收入减少,这又会影响这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从而对消费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受货币政策环境影响,市场预期房价会继续攀升,因此上半年地产市场开始活跃。8月的数据显示,住户部门贷款增加8415亿元,占比新增贷款的66%,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4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71亿元,后者主要用于房贷。毫无疑问,大量按揭的产生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压作用。

中国消费增速原本逐渐放缓,疫情使得这个趋势加速。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降低。2020年一、二季度全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9.4%、65.2%,虽然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但仍分别比去年一、二季度低5.8个和5.2个百分点。这个现象主要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资产价格等因素有关,属于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疏导。

应当说,疫情对消费带来的是暂时性冲击,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消费增长,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市场与部分群体收入的分化,结构性问题更需要尽快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冲击,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双重刺激措施,制止住了经济增长的过快减速。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建筑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农民工工资开始加速上涨。同时,大量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增加后也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一个客观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后一些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住房(土地)价格上涨则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2015年前后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同样出现房价上涨,其间的就业压力被快递、外卖等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岗位所缓和。但此后,中国开始大力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杠杆、防风险。

事实上,用周期性政策稳定经济不仅难以改善结构性问题,而且容易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对实体经济与消费增长带来挑战。同时,这也可能延缓供给侧向价值链高端转型的进程,导致一部分就业流向一些不可持续的岗位,削弱消费能力。在受疫情冲击后,由于中高收入群体少,无法迅速恢复消费以创造新的服务业岗位。

长期而言,应该通过创新与开放,扩大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规模,大幅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让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其次,坚决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坚持房住不炒,并尽快为大部分中低收入者解决长期、稳定与低成本居住的问题。房价过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当然,政府还应该尽快健全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不少服务业从业人员尚未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也是影响消费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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